摘要：孟子的主張 　　孟子在人性，社會觀點，仁政，禮儀，民本，價值觀等多個方面都有不一樣的思想主張。 　　在人性方面，孟子的思想主張是仁善，與人為善，主張每個人都有自我天生的品德，要求人們多注意檢討自身; 　　在社會和政治觀點上，同樣是仁政治理天下，讓王者必須要仁義治國，重視人民的自身意愿; 　　在民...

孟子的主張

　　孟子在人性，社會觀點，仁政，禮儀，民本，價值觀等多個方面都有不一樣的思想主張。

　　在人性方面，孟子的思想主張是仁善，與人為善，主張每個人都有自我天生的品德，要求人們多注意檢討自身;

　　在社會和政治觀點上，同樣是仁政治理天下，讓王者必須要仁義治國，重視人民的自身意愿;

　　在民本方面，它的思想是注重民心所向，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

　　價值觀方面更是強調自我的一言一行，主張禮儀來約束自我的言行。

　　孟子的政治主張

　　孟子的政治主張即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所以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在政治上的思想和意見，已經經過了春秋時期的孔子的長足發揚，使得他的主張變得更貼合當時封建社會的需求。

　　孟子看到齊國爭霸，生靈涂炭，所以他提出君王施行仁政，才能使人民歸附。他認為，君王應當減輕刑罰和賦稅，這樣才能使人民安心耕種，堅持國家的繁榮和穩定。他反對土地兼并戰爭，認為戰爭使得人民流離失所。

　　孟子覺得國君應當想方設法滿足人民對生活的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這樣才能使人民富足。要到達這樣的目的，必須要保證農業的生產和發展，人民能夠饑寒無憂，這才是王道的開始。

　　另外，孟子認為應當對人民實施教育。嚴苛的法律雖然能夠暫時穩定國家的秩序，但人民并不是甘心境愿的聽候差遣，唯有從內心上讓他們感受到君王的仁義，他們才會心悅誠服地擁護統治者的地位和國家的安定統一。

　　政治上，孟子認為君王應當推行王道。所謂的王道，即是和霸道對應。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德服人”。是一套依靠發展農業，保障人民生活和對人民教化的政治理論。

　　可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理論過于夢想化，所以沒有被當時的列國君王所采納，所以在無法實現自我的政治抱負后，他回到家鄉和弟子一齊著書立說。從可觀的角度來分析，他的理論，在當時的封建主義社會是具有必須的進取性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

　　在治國方面，在孟子眼里，政治包括三件事。《孟子·盡心下》：“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的政治主張便圍繞這三者展開的。孟子的夢想國也屬于回溯崇拜，因他心中的夢想政治制度是井田制，實際上也是以周代等級制作為其夢想國。

　　因為孟子游學于齊國稷下學宮，看到齊國如何稱雄天下，便期望做一番像齊桓公與管子那樣的霸業，他便吸收了一些管仲思想。如管子言重民，《管子·牧民》：“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孟子也言重民，《孟子·梁惠王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并且，孟子還進一步用桀紂之所以失天下在于失民心的教訓來說明重民的重要性。《離婁上》：“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在經濟思想方面，管子主張“相地而衰征”，實行分戶經營，以個體生產代替群體耕作，以調動生產者的進取性。孟子則提出了“制民之產”觀點，主張讓生產者有恒產，保護生產者的利益，讓他們安居樂業，無饑寒之憂。而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設計的“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安居藍圖，與管仲實行的“九惠之教”又有著驚人的相似。

　　也許孟子在稷下學宮中受到法家的影響，也認識到道德與法律各具不一樣的作用。《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也吸還收了法家必須對百姓實行教化的主張，《孟子·盡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并直接指出如果人民只是飽食、曖衣、逸居而無教，便是禽獸，《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對于犯罪的人應以教育為主，僅有在教育無效之后才能誅之。《孟子·萬章下》：“教之不改而后誅之。”

　　孟子認為社會矛盾之所以尖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沒有固定的田產，喪失了維持最低生活的`物質條件。生活沒有了保障，才去違法犯罪。《孟子·梁惠王上》：“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如果國君作為民之父母，卻使人民整年地勞作，結果還不能養活父母，還得借高利貸來納稅，使老少拋尸露骨于溝通壑之中。這樣的國君就不配作為國君。《孟子·滕文公上》：“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主張分土地給農民，也不要增加額外的賦稅，讓他們發展生產。《孟子·盡心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務不可勝用也。”同時，君主必須減輕剝削，把賦稅負擔堅持在必須的限度之內，要“取于民有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還設計了一套相當全面而具體的行政方案，《孟子·公孫丑上》：“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

　　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市，則天下之民皆悅，愿為之氓矣。……如此，則無敵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夸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能夠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能夠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能夠無饑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

　　順帶說一句，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道：“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然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1]這是西方版的“有恒產者有恒心”。

　　但因為孟子是儒家，所以他也繼承了君主必須有德的主張。如君主必須是仁者，《孟子·離婁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惟仁宜在高位，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君主必須行仁義，《孟子·離婁上》：“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下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國君不應當只言利。《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還根據君主是否有道德將當時的政體分為王道與霸道兩種政體。王道政治就是行仁政，而霸道就是對王道的反動。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王道就是民主政治，而霸道就是法西斯政治。孟子反對霸道，因為霸道只能得民力，而不能得民心；只能得勢一時，不能得勢長久。《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還對以法家為代表的富國強兵、開疆拓土的政治主張進行了猛烈的針對性批判，將其斥為助紂為虐的“民賊”。《

　　孟子·告子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在孟子看來，僅有牢固地確立起“王政”，才能最終確保政治正義的實現，從而維護天下百姓的利益，相反，如果忽略了政治正義的價值標準，即使富國強兵，到頭來也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而已。

　　孟子力圖改變君尊臣卑的思想。他認為君臣應當是平等的關系。《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臣應當如同父子，《孟子·公孫丑下》：“內則為父子，外則為君臣，人之大倫。”君臣各有其責所在，《孟子·離婁上》：“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甚至，君主應當向臣子學習，《孟子·公孫丑下》：“將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

　　隨著戰國時代出現了一股重視民眾的思潮，孟子異常注意到民心、民意。《孟子·離婁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而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孟子與孔子只是一味地尊王不一樣，孟子還主張對于暴君能夠殺掉，另立新君。如齊宣王說武王伐紂是臣殺其君，孟子辯駁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可見，他對暴君的輕蔑厭惡溢于言表。并且，當鄒國與魯國發生沖突，鄒國的官吏死了33人，而鄒國的百姓卻對此無動于衷時，鄒穆公對孟子說：“這些百姓看著自我的長官被殺卻不去營救。殺吧，又殺不了那么多；不殺吧，實在可恨。怎樣處置他們才好？”孟子答道：“兇年饑歲時，您的人民年老體弱棄尸于溝壑，年輕力壯的四處逃荒，有上千人，而您的官吏也不來報告。在上位的人不但不關心老百姓，還殘害他們。此刻他們得到回報的機會了。您有什么能夠責備呢？您若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會擁護他們的上司，情愿為保護長官而犧牲。”

　　孟子提出一個國家首先必須有人民，否則統治者無人能夠管理，也無人為統治者供給各種生種生活資料。《孟子·滕文公上》：“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所以，君主要保護人民，《孟子·梁惠王上》：“齊宣王問：德何如則能夠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君主要與人民同憂樂，《孟子·梁惠王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君主應當重視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的生活有保證，而不應過分剝削老百姓。因為人民有了自我的財產，就會有要求穩定的思想。人民沒有穩定的收入，心里就不踏實。心里不踏實，就很鋌而走險。等到人民犯了事，就動用刑罰，這就是罔民。《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見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孟子主張人人平等，《孟子·離婁上》：“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子·滕文公上》：“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但孟子又批評墨子的兼愛是無君無父，《孟子·離婁上》：“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反過來說，他認為人首先應當愛君愛父，意味著他堅持人應當有等級的存在。

　　孟子的著作

　　孟子，名軻，字子輿，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孔子儒家學派的繼承和發揚者，被后世人稱為“亞圣”。他的著作《孟子》是由孟子其本人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匯編而成。

　　《孟子》一書約創作于公元前250年至150年，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稱為“四書”。據稱，《孟子》一書是“四書五經”中部頭最大的一部，約有三萬五千多字，共計286章。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孟子》原著有十一篇，現僅存七篇十四卷。

　　孟子主要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學成后，他像孔子一樣，游說當時的列國，他主要到過梁、齊、宋、魯等國。在游說中，他試圖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實現他的“仁政”的政治理論。他在齊國當了一段時間的齊宣王的客卿，但他的政治意圖，卻沒有被齊宣王采用。孟子回到家鄉，聚眾講學，成書立說。

　　一開始，《孟子》一書并沒有被列入“經書”的行列。直到五代時期，后蜀的孟昶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孟子》也在其中，這是《孟子》最早被列入經書的開始。宋朝時期，宋太宗又翻刻了十一經。到了南宋孝宗皇帝時，當時的大儒朱熹把《孟子》正式編入“四書”的行列，從此，《孟子》有了一個新的高度。明清時期，《孟子》已經是科舉考試的必考資料了，相當于此刻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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